帝国和中华社会眼里，欧洲文化显得幼稚粗陋，尚处在文化“战国时期”的它是不具备输出新文化能力的，欧洲文化的成熟要到法国大革命之后。海上强国葡萄牙和荷兰人也仅有海上优势而已，不敢有在陆上与这些帝国较量且取胜的侥幸。
全球贸易主要集中在大西洋，即欧洲的工业制品、美洲的原料、非洲的劳动力这样一个洲际三角贸易。另一个洲际三角贸易也同样形成了：即亚洲的奢侈品、美洲的金银、欧洲的工业品，这一贸易体系是葡萄牙人在取代了阿拉伯人主导亚洲贸易之后建立的。葡萄牙人控制着欧洲到亚洲的所有重要海上通道和战略要地：马六甲成为他们在亚洲最大的物资集散地和军事要塞。1514年葡萄牙人到达中国广州并得到明朝的特许从事经营贸易。在这一时期，欧洲的粗糙的产品在亚洲无落脚之地，他们只能扮演中间商的角色：将东印度群岛的香料以及日本的白银和铜运到中国，又将中国的茶、丝绸、工艺品运到这两地，或者将亚洲的特产贩到欧洲，将欧洲从美洲掠夺的黄金、白银流入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
这一洲际贸易与大西洋的洲际贸易有很大的不同，大西洋贸易有利于欧洲，这种贸易则对中国有利此种大好局面一直保持到1800年前后、鸦片流入中国引起白银外流为止。
拥有贸易主动权的中国尽管不甚积极，但受惠于这一国际贸易却无庸置疑。这些贸易影响缓慢地渗透到了帝国政治体系以及民众的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洲的农作物进入中国，如花生、玉米、甜薯等易生长、产量高的农产品，推动了人口激增。到1600年明朝人口已达1.5亿。这对早已衰弱的明朝来说并不是好事。照理来说，人口的增长在西方是文明扩张的动力之一，但条件是农业领域首先出现革命性进步。但新作物植根中国后，农业劳动生产率并未提高，反而降低了，没有任何技术或新的耕种方法出现。逐渐地，农业生产量与迅速增长的人口不平衡了。假如人口的增长被控制在合理状态，大量剩余产品就可能进入商业流通渠道，用于城市消费，从而刺激城市手工业发展。明朝的人口快速增长，限制了后来征集资源对付外患内忧的能力，也消耗了原来可作为商业流通的剩余产品，人地矛盾已极为突出。自发的移民出现了，先是向西南地区再是向东南亚，尽管明廷明令禁止，1603年，即西班牙屠杀移往菲律宾的明朝人时，那里的明朝人已达两万人，是西班牙人的20倍。不过，十七世纪初经济状况恶化与气候也有很大关系遭遇了最寒冷的时期欧洲学者称之为“小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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