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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老板喝了一口水，接着讲道：“商鞅变法让秦国的百姓只有两种职业可以选择，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士兵，前者让秦国有源源不断的生产资料可以输出，而后者让秦国的土地不断扩大，这便形成了良性循环，粮食的多产让秦国可以不断地增加人口，而新增的人口则成为了善勇杀敌的士兵，勇敢的军队让秦国的土地快速扩张，而扩张的土地又让更多的农民有田可种。在某种程度上，秦国变得越来越强大了，全国民众个个都是农民，人人皆为战士，所有的奖惩都围绕在种粮之多少和杀敌之多少上，其极端地体现了一个国家以生产力至上的功利主义，整个国家弥漫着极端主义的进取氛围，百姓成为了国家的工具。同时，商鞅还设立的郡县制，加强了中央集权，成为了官僚制度的根本，使得秦朝以后的中国成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民族，直到现在的中国，依然如此。”
马老板把他的故事讲完了，不过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没有回应，他们坐在那里回味着马老板的故事，在这一刻，他们似乎明白了，今天的中国之所以是今天的样子，是几千年历史沉淀的结果，若想改变，恐怕并不是十年、二十年就可以做得到的。他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不断地摸索新的出路，并且改变早已深刻进基因里的习惯。
“想想这两个人吧，一个管仲，一个商鞅，他们的改革似乎是经济社会的两个极端，一个提倡商业，一个反对商业，他们是如此的不同，就如同钟表左右的两个极端，后来所有的改革都如一个摆钟一般，在两者之间来回摇摆，从来没有超出过他们所设定的逻辑。而在绝大多数的中国历史时期，人们所走的路更接近于商鞅的治国理念，他的法家思想与孔子的儒家思想成为了影响中国历史最大的两个流派。虽然人们口口声声地强调中国更推崇儒家的治国方针。但是，真正的中国其实是两者并取的，儒家的思想被说在口上，而法家的思想被藏在心里，中国的治国策略因此而被称作为‘内法外儒’。”
马老板再一次停了停，然后感慨道：“所以，我在最开始的时候说过，中国在最初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其实是有多条路可以选择的，如果管仲的思想被后来的执政者所使用，那么中国这片土地将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的地区。然而，历史并没有这么选择，我们的祖先选择了商鞅的法家，然后又选择了孔孟的儒家，中国，因此而变成了后来我们所看到的样子。”
在马老板做完最后总结的那一刻，沈斌鹏拿起了酒杯，然后对大家说道：“马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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